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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 为给兽药减量政策的制定、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维护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利用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估算每日摄入量(EDI)及慢性风险熵(CRQ),对中国居民通过摄入肉蛋乳等动物性食品暴露于吉他霉素的耐药性风险进行点评估。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中国居民的吉他霉素膳食暴露量逐渐降低。2~7岁人群吉他霉素的膳食暴露量最高,男女分别为2.17和2.29 μg/ ( kg·bw·d);>65岁人群膳食暴露量最低,男女分别为0.45和0.46 μg/ ( kg·bw·d)。2~7岁人群通过摄入乳制品的吉他霉素的膳食暴露量最大,男女分别为1.15和1.22 μg/ ( kg·bw·d),8岁以上人群通过摄入肉类食品的吉他霉素的膳食暴露量最大。中国居民通过摄入肉蛋乳等动物性食品暴露于吉他霉素,各年龄段CRQ均小于1。其中2~7岁人群CRQ值最高,风险最大;65岁以上人群CRQ值最低,风险最小。结论 中国居民通过摄入动物性食品的吉他霉素耐药性风险较低,危害程度较小,但儿童通过摄入乳制品的吉他霉素耐药性风险较高,有必要制定乳制品中吉他霉素残留的限量标准。 相似文献
4.
目的:分析基于几何不确定性的鲁棒优化计划对肝癌立体定向放疗(SBRT)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取12例肝癌SBRT患者,对每例制作3个调强计划:①基于PTV(ITV-PTV 5 mm)的常规优化(PTV-Based Plan);②基于ITV非均匀几何不确定性(本中心计算的不确定性值:进出方向7 mm,左右和前后方向4 mm)的鲁棒优化(Robust Planactual);③基于ITV均匀5 mm几何不确定性的鲁棒优化(Robust Plan5 mm)。所有计划都以95%的PTV满足处方剂量作为目标,以等中心均匀偏移4、5、7 mm计算扰动剂量评估鲁棒性。结果:计划①②③的均匀性指数(HI)分别为0.083±0.027、0.099±0.035、0.096±0.026,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计划①②③的适形性指数(CI)分别为0.98±0.02、1.02±0.05、1.00±0.04,计划②③相对于计划①的CI具有统计学意义。计划③的正常肝组织平均受量和V2500相对于计划①②分别下降了4.1%、2.5%和5.4%、3.0%,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4、P=0.021和P=0.004、P=0.004),计划②相对于计划①的正常肝组织平均受量和V2500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308和P=0.182),但下降了1.6%和2.5%。对于其鲁棒性,计划②③的5 mm-D99%、5 mm-D98%、5 mm-D95%的剂量-体积直方图带宽(DVHBW)差值相对于计划①更小,随着摆位不确定度的增大,其DVHBW差值越大。结论:在肝脏SBRT治疗中,采用鲁棒优化能够提高靶区剂量分布质量,即使在摆位不确定度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仍可以保证ITV的剂量覆盖同时不增加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 相似文献
5.
目的探讨采用基于"人工智能(AI)的骨龄辅助评价系统(上海初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合作开发)"(以下简称为AI系统)对完全性生长激素缺乏症(CGHD)患儿诊断及骨龄评价准确性。 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确诊的66例来自四川地区CGHD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于病例收集医院儿童保健科进行骨龄测定的67例来自四川地区身高达标儿童作为对照,纳入对照组。对每例受试儿进行左手腕关节正位X射线摄片骨龄测定,由2位医师采用《TW2骨龄评分法中国未成年人南方标准》(以下简称为TW2CHN)》与《TW3骨龄评分法标准》(以下简称为TW3),盲法评价受试儿TW2CHN-桡、尺、掌指骨(RUS)与TW2CHN-腕骨(carpal)、TW2CHN-20、TW3-RUS及TW3-carpal骨龄(以下简称为5种传统骨龄),以及以同性别、年龄身高达标儿童5种传统骨龄为标准,计算受试儿5种传统骨龄百分位数。同时,采用AI系统分别对每例受试儿采取TW2CHN与TW3法,评价其AI-TW2CHN-RUS、AI-TW2CHN-carpal、AI-TW2CHN-20、AI-TW3-RUS及AI-TW3-carpal骨龄(以下简称为5种AI骨龄)及其相应百分位数。以上述5种传统骨龄+5种AI骨龄(以下简称为10种骨龄)相应的P50、P25、P10、P3值(统称为Pn值)作为诊断CGHD患儿临界值,分别计算其诊断CGHD患儿的敏感度、特异度、约登(Youden)指数、准确率、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采用Kappa值评价2组受试儿5种传统骨龄百分位数与对应的5种AI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的一致性,以及2位医师对2组受试儿TW2CHN-RUS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一致性。绘制上述10种骨龄百分位数诊断CGHD患儿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采用配对t检验,对2组受试儿TW2CHN骨龄与TW3骨龄进行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新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2组受试儿年龄、性别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①采用10种骨龄的Pn值分别作为诊断CGHD临界值,对133例受试儿CGHD诊断结果显示,除了TW3-RUS骨龄中,以骨龄≤P10作为诊断CGHD患儿临界值时的诊断准确率最高(85.0%),TW2CHN-RUS、TW2CHN-carpal、TW2CHN-20、TW3-carpal、AI-TW2CHN-RUS、AI-TW2CHN-carpal、AI-TW2CHN-20、AI-TW3-carpal、AI-TW3-RUS骨龄中,均为以骨龄≤P25作为临界值时,对CGHD的诊断准确率最高,分别为81.9%、75.2%、88.0%、78.2%、75.2%、73.6%、81.2%、72.9%、78.9%。②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2组受试儿TW2CHN-RUS与AI-TW2CHN-RUS、TW2CHN-carpal与AI-TW2CHN-carpal、TW2CHN-20与AI-TW2CHN-20、TW3-RUS与AI-TW3-RUS、TW3-carpal与AI-TW3-carpal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均为中等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445、0.578、0.570、0.446、0.430(均为P<0.001)。③对2位医师对2组受试儿TW2CHN-RUS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显示,其Kappa值为0.790(P<0.001),一致性较高。④绘制10种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诊断CGHD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W2CHN-RUS、TW2CHN-carpal、TW2CHN-20、TW3-carpal、TW3-RUS、AI-TW2CHN-RUS、AI-TW2CHN-carpal、AI-TW2CHN-20、AI-TW3-carpal、AI-TW3-RUS骨龄百分位数诊断CGHD患儿的AUC分别为0.932、0.859、0.915、0.895、0.844、0.823、0.805、0.866、0.860、0.764(均为P<0.001)。⑤133例受试儿的TW3-RUS、TW3-carpal、AI-TW3-RUS、AI-TW3-carpal骨龄,均分别显著低于TW2CHN-RUS、TW2CHN-carpal、AI-TW2CHN-RUS、AI-TW2CHN-carpal骨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1.746、25.287、16.498、9.290,P<0.001)。 结论TW2CHN法、TW3法对CGHD患儿骨龄评价及诊断均有临床价值,TW2CHN-RUS骨龄对于CGDH患儿诊断效能高。四川地区儿童TW3骨龄较TW2CHN骨龄低,TW3法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四川地区儿童骨龄评价。AI系统对于四川地区CGHD患儿骨龄评价结果与传统骨龄评价结果具有中等一致性,可为临床医师评价受试儿骨龄提供帮助。 相似文献
6.
目的 探讨血液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发生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对四川省某三级甲等医院血液内科2020年12月—2021年5月收治的进行化疗的348例血液肿瘤住院患者相关资料(人口学特征、疾病特征、医疗及护理病例记录、实验室检查结果)予以回顾性分析,根据出院诊断发生肛周感染的病例作为病例组,其余病例作为对照组,统计血液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肛周感染的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348例血液肿瘤化疗患者,发生肛周感染35例,感染率为1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OR=8.776,P=0.039)、痔疮史(OR=7.733,P<0.001)、肛周感染史(OR=14.981,P<0.001)、腹泻(OR=3.893,P=0.019)及白细胞计数<1×109/L(OR=6.851,P=0.002)是血液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发生肛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血液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肛周感染的发生率较高,年龄<60岁、痔疮史、肛周感染史、腹泻、白细胞计数<1×109/L导致血液肿瘤化疗患者肛周感染率增加,在护理化疗期的血液肿瘤患者过程中,应该结合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降低肛周感染发生率。 相似文献
7.
张孟秋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22,43(9):1095-1099
心脏手术往往需要在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下进行,CPB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机体免疫炎症反应的激活,而肺脏尤其容易受到损害。CPB期间的通气管理存在较大的争议,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的通气管理模式在减轻机体炎症反应、CPB相关肺损伤和改善患者临床预后转归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探寻CPB期间最佳通气管理模式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相似文献
8.
目的 运用标准化患者法评估四川农村地区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现状,探讨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基层医生两种慢性病诊断准确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自贡市5个区/县50个乡镇100个村为研究现场,以调查当日在岗的全科及内科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进行两轮数据采集,第1轮采集样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生的基本信息;第1轮调查完成1个月后,运用标准化患者法开展第2轮调查,收集农村基层医生对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结果信息。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172名农村基层医生,完成186次标准化患者访问,正确诊断率为48.39%。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正确诊断率为18.68%(17/91),2型糖尿病的正确诊断率为76.84%(73/9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具有执业医师资质的农村基层医生更有可能做出正确诊断(OR=4.857,95%CI=1.076~21.933,P=0.040)。农村基层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涉及的必要问诊和检查条目越多,做出正确诊断的概率越高(OR=1.627,95%CI=1.065~2.485,P=0.024)。与不稳定型心绞痛相比,农村基层医生对2型糖尿病做出正确诊断的可能性更高(OR=6.306,95%CI=3.611~11.013,P<0.001)。结论 四川农村基层医生不稳定型心绞痛和2型糖尿病诊断准确性整体较差,建议以基层医生慢性病诊断过程质量改善为突破口,提升基层医生执业水平,进而提高慢性病诊断准确性。 相似文献
9.